| 從解除報禁之前到今天網路綿密廣布的時代，台灣報紙經歷了政黨、社會精英主導的階段，如今更站上了公民新聞發端與衝擊的起點。這段驚濤駭浪的變化，短短二十年，時空巨變，媒體人彷彿通過一場急速成長的考驗。回首今昔，做為平面媒體主要型態的報紙，增加的不只是家數和張數，還有亞洲新聞自由第一名的成績。從統一口徑到肆無忌憚，報禁的解除，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最鮮明的標竿。
曾經，有一部「戒嚴時期出版品管制辦法」，管制報紙登記，限定報紙每天只能發行三大張；曾經，「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警總」，讓媒體人切記在心；曾經，總統府可望而不可及，遑論採訪；曾經，媒體對自由派學者的聲音視如洪水猛獸；也是曾經，作家柏楊只因在報紙翻譯漂流小島的大力水手父子漫畫，就遭判刑十二年，關在綠島。
政治的緊箍咒一旦去除，台灣媒體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。二十年來，社會力量蓬勃發展，媒體型態的改變，更是一日千里，報紙從洛陽紙貴到快成了夕陽產業，其間演變之迅速，令人措手不及。
政黨輪替之後，政治力對媒體的干預固然表面消退，卻永不放棄，以更精緻的方式穿繞媒體的各層面，其中，置入性行銷可說是經典之作，發端於政治，卻不限於政治，市場經濟成了報紙重要的生存之道，商業力量的介入，讓新聞與廣告之間的界限趨於模糊；而意識型態更讓媒體旗幟鮮明的成了政治場域的工具。
解救民主的弊病，只有更民主；維護新聞自由的價值，只有更多元和更開放。唯有充分反映民意、引領先驅的報紙，才能在激烈競爭中生存。珍惜多元與開放，正是解除報禁對報紙這個產業，最重要的啟示和意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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